她在凌晨走出家門，星子在頭頂閃爍，三拐兩拐，就走出這座尚未醒來的城邑，匆匆走在崎嶇的山間小路上。警惕的樹鸮發(fā)出一兩聲難過的回音，折返進夢里，草間的蟲鳴聽見雜沓的腳步，停息了叫聲。
　　 她也是從噩夢中醒來的，父親昨天晚上踉踉蹌蹌走進家門，摔下肩上的褡褳，能聽見銅錢嘩啦啦的聲響。她問，錢是從哪里來的？父親說，錢是從典當行換來的，把她典賣給一個好人家，不多不少，整整十五貫。說完，就把褡褳放于枕下，呼呼睡去。尤家本是一個屠戶，原本生意還好，至少還可寬松度日，自從母親死后，這個叫尤葫蘆的男人就開始酗酒，常常不醉不歸，家業(yè)就此敗落下來。她看著倒下的那個男人，又想想自己，母親走了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，和這個并無血緣的繼父度日，典賣，也不是沒有可能。
　　 她要出逃，或者說為了那個尚未明晰的將來，她要暫時回到離開多年的故鄉(xiāng)皋橋。匆匆走，疾疾行，來到一個陌生的三岔路口，迷失了方向。
　　 他也是在五更時分走出客棧的，打工青年的身份，替布莊的老板討賬，正在歸來常州的途中。相遇。世間的相遇有千萬種，有的是一見鐘情，有的是擦肩而過，而他們的相遇，卻注定了以生死面對。而我，是否是一個真的深情者，在故事尚未開始時便擅自做出一個虛擬的構想：凌晨的空氣清新，山林中醒來的鳥鳴也叫得殷勤，竹林青好，自山間流下的溪水清澈，足以照見兩個年輕人的憧憬與羞澀。他問，你去哪里？為什么獨自一人在空曠的山野行走？她并未啟唇，在想要應答時濕了眼眶，哽咽了喉嚨。那么，接下來是默默地行走，時而疏離，時而靠近，在快要接近皋橋的地方，她沉郁的面龐才有了些喜色，指著遠遠升起的炊煙說，那里就是我的老家，或許，你下次經過的時候，可以來飲一杯清茶。
　　 這只是我的一相情愿，有些劇情早已注定，有些結局早已寫下，有些人物的故事與命運原本就被忽略于淡逝的風塵，只留下一些看似精巧的布局與情節(jié)。
　　 《十五貫》，幾乎是一出如雷貫耳的人間大戲，至少在某個時代，某個重要的轉捩點被搬演上舞臺，且常演不衰。
　　 首先是蘇州知府況鐘，享有況青天的美名。午時三刻已到，劊子手就要舉起手中明晃晃的大刀。卻聽見堂下的犯人口呼冤枉。況鐘稍作遲疑，在所有以青天為名的清官者眼里，民大于天，是一片浩蕩之水，即可載舟，亦可覆舟。多年的儒家教育，讓他認清了自己的坐標，多年浸淫的忠君文化，讓他真的以為自己足以替代君王行使手中的權力：為民伸冤，為了民間疾苦不辱使命。
　　 這里有一個鮮明的對照，即是原來的辦案者過于執(zhí)。過于執(zhí)是無錫縣令，有著異于常人的固執(zhí)與判斷。屠戶尤葫蘆在凌晨被人發(fā)現已經死去，一把砍肉的板斧，地上的斑斑血跡，敞開的門扇，出走的繼女蘇戌娟，被從山路上一道帶回的熊友蘭，加上分文不少的十五貫銅錢，鐵證如山。冤枉啊——蘇戌娟的喊冤聲似乎有些無力，姣好的面容，正值青春的年紀，怎能不讓人懷疑這原本就是一樁通奸、殺人血案（這也是過于執(zhí)草率的認定）。民眾，此處的民眾包括多人，事件發(fā)現者秦古心，往常尤屠戶生意好時常來做做幫襯。這次尤葫蘆也說了，開張的錢已經備好，等再次開張還要老秦過來幫忙。秦古心也起了一個大早，走進尤葫蘆的房間，聞見血腥之氣，這才招呼來左鄰右舍，報官。看客自有看客的心態(tài)，即便作為參與者也因智識或者辨析力的不足成為墻頭草。既然官家都那么說了，似乎所有的證據鏈都指向同一個目標，那么這兩個年輕人就是兇犯無疑。
　　 我似乎在一邊躲閃什么，一邊尋找什么，在翻找《十五貫》改編的過程中發(fā)現一些宏大敘事的蛛絲馬跡。坊間傳聞，“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”，說的就是新版《十五貫》。在周立波《從<十五貫>現象談昆曲的自救與被救》中有這樣的描述：對于《十五貫》的改編者是誰的問題，一直存在著爭論。沈祖安的觀點較為中肯，他認為：“黃源同志主持改編新本，始終關心備至，并且一直在努力促成。應該說，在劇本定稿前，其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?！?956年以后編演成功的昆曲《十五貫》，當然首先要提陳靜和周傳瑛等幾位實至名歸的人。”后來的《中國戲曲志·浙江卷》的說法最接近當時的事實：“《十五貫》整理小組于1956年據清朱素臣同名傳奇改編。整理小組由黃源、鄭伯永、周傳瑛、王傳淞、朱國梁、陳靜組成，陳靜執(zhí)筆。同年，由浙江昆蘇劇團首演。”且在后來的演出過程中陸續(xù)得到領導人的肯定，成為“百花齊放，推陳出新”的典型。著名戲劇家田漢執(zhí)筆，寫了發(fā)表在《人民日報》的以《從“一出戲救活一個劇種”談起》的社論。這從一定程度上肯定了《十五貫》改編成功，也使昆曲這個古韻典雅的劇種從瀕危拯救出來。
　　 在《十五貫》的釋義中，多引用清代朱素臣的傳奇作品《雙熊記》，新編版本則保留了婁阿鼠因盜竊十五貫而殺死屠戶尤葫蘆，無錫知縣過于執(zhí)，主觀臆斷熊友蘭蘇戍娟為兇手的情節(jié)，刪除了其他過為繁雜的章節(jié)，使事件的脈絡更為清晰。
　　 偏見源于執(zhí)拗，看似滴水不漏的人證物證之間有著事件表面所呈現的假象。權力與傲慢是雙生子，在蘇州知府況鐘前來無錫查案的過程中，督堂周忱和知縣過于執(zhí)，表現出掌權者的自負與偏見。限定時日，如果到期未能查明所謂的真相，你況鐘要負全部責任。這時我們的清官況鐘已經鐵下心來，在為配合一個清官所具有的良好形象，做出最后的努力。
　　 在朱素臣之前這個故事有著更為離奇的章節(jié)，宋代話本《錯斬崔寧》最早收錄在《京本通俗小說》里，后來又被馮夢龍稍加修改，選入了《醒世恒言》，改名為《十五貫戲言成巧禍》基本保持了原來的人物關系。也是因為一句戲言，城中劉貴，因為婚后無子，娶了陳氏為妾，稱為二姐。二姐的父親看女婿家中貧困，便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為本錢，讓他開爿小店，以供養(yǎng)家。劉貴從老丈人家?guī)Я耸遑炲X回來，遇見舊友喝了個醉醺醺，二姐問哪來的銀錢，劉貴說，我把你典賣給了別人家換來的。二姐左思右想不是回事，看劉貴睡著了，一個人去了鄰居朱三媽家，和朱三媽過了一宿，翌日起身，決定先到娘家做個商議再說。
　　 蘇戌娟路遇熊友蘭。陳二姐路遇崔寧。一個是被帶回家下了冤獄，一個是遇見糊涂官錯判葫蘆案錯殺了兩條性命的結局。
　　 繞過人物關系、情節(jié)復雜的《雙熊記》不說，且回到《十五貫戲言成巧禍》，從一樁離奇冤獄的源頭說起。丈夫被殺，劉大娘子設下靈位，過了一周年祭禮回轉娘家，出得城來，冷不防來了一陣疾風猛雨，倉皇間去往一所林子里躲避，只聽得身后一聲斷喝：“我乃靜山大王在此！行人住腳，須把買路錢與我?！苯Y伴的仆從老王想要反抗，被一刀結果了性命，那歹人劫了銀錢之后又動了歪心思，想要把大娘子帶上山當壓寨夫人。婦人也便順手推舟，想自己孤身一人也不能脫身，不如從長計議。虛情假意也好，為了保命也罷，反正也是喪夫之人，無奈就跟從了攔路搶劫的靜山大王。
　　 無辜者的眼神迷惘，在驟然而至的驚變中無可改變命運的航向，經商者每日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，擔心身邊的銀錢，不知哪天就遭遇上賊人的覬覦。耕耘者看似云淡風輕，春種秋收，用血汗經營莊稼或日子，隱形的病禍正在慢慢靠近，讓人防不勝防。征戰(zhàn)者有可能死于刀兵，渡船者有可能死于水禍，宴飲者可能死于一場醉酒，夜行者可能落入狩獵的陷阱……無辜者不能預防，不能躲避，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世上，卻還是逃不過命運的劫數。
　　 婁阿鼠，單從字面上來看就有著編劇者的故意，讓一個人從表面就具備了某些罪惡行徑的特征。婁阿鼠是個賭徒，在某個夜晚賭輸回家的路上看見尤葫蘆家大門敞開，進去四下悄無聲息，只看見喝得酩酊大醉的尤葫蘆酣睡在床上，枕下的銀錢散露，透出誘惑的光芒。窸窣聲響，驚醒夢中人，一把抓住了婁阿鼠，混亂之中，婁阿鼠搶過案板上的砍刀，一刀結果了屠戶的性命。罪無可證，蘇州知府況鐘不得不一次次現場查訪。床下散落的半貫錢，以及灌了鉛的骰子，疑點所指，正是況鐘連日來裝扮成算命先生收集的線索，從隱秘的角落抽絲剝繭，將視線鎖定在婁阿鼠身上。
　　 清官戲的形成，在一定意義上是為了迎合廣大民眾的精神需求，古代民間，普通百姓的力量幾可忽略，加上法律意識的淡薄或者行政官員的不作為，所以就產生了簡單的兩分法原則：清官和貪官。一方面對貪官無比憎恨，“必欲食其肉，寢其皮”方解心頭之恨；一方面對清官有著近乎神性的盲目敬仰，感激涕零。但如果深挖下去，這些所謂的清官戲中的清官數量實在屈指可數，海瑞，包拯，即便算上大大小小的州官府官七品縣令，仍然是恒河沙數；而龐大的貪官族群斬殺不盡，在戲曲舞臺上一茬又一茬春風又生。
　　 好吧，我們還是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撫慰，而不是在遭遇不測時只能聽從于渺不可見的命運。當然，作為一種文藝形式，清官戲在一個漫長的時代安撫了民心，就如眼下的蘇州知府況鐘，在紛亂的迷局中終于找到了蛛絲馬跡。在東岳廟，化妝成算命先生的況鐘喊住正在抽簽的婁阿鼠，“求簽不如測字”，算命先生說。婁阿鼠將信將疑，不會寫字憑空說出一個“鼠”字。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說：“這是個‘鼠竊’的鼠字，又是十二生肖的開頭，照此來說，這個人可能是個小偷的首犯。”算命先生接著說，“那個被偷的人家可能姓尤?！眾浒⑹笠魂嚹憫?zhàn)心驚，便說何以見得。“因為老鼠偷油，我看還有人命在內，這官司恐怕法網難逃了”?；頌樗忝壬臎r鐘很是耐心，以攻心為上的原則將婁阿鼠的內內外外看了個清清楚楚。
　　 《訪鼠測字》，是這出戲的一個精彩橋段，官與罪犯，在來來往往中試探、博弈，最終以婁阿鼠信以為真收場，在歸家之后收拾好十五貫錢正欲深夜?jié)撎訒r，被捉拿歸案。而《十五貫戲言成巧禍》里的劉大娘子，萬不得已跟隨劫掠者上了山寨，過起了平常日子。崔寧和二娘子早已化作兩縷冤魂。
　　 所有的戲曲幾乎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征，才子佳人戲，清官公案戲，綠林反叛戲，忠臣良將戲，無非是從一個事件的側面進入，按照編撰者所要表達的主題，呈現出忠奸愛恨，影射人間善惡，這種出發(fā)點無所謂不好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啟蒙、化育了民眾智識。
　　 而沿唐宋傳奇一脈的更多故事，則具有果報的典型特征?！妒遑瀾蜓猿汕傻湣芳词沁@個典型中的典型。被靜山大王劫掠到山寨當夫人的劉大娘子，也算有些見識，記憶已成過往，日子也覺得過得殷實，有一天勸靜山大王，我們也不缺錢不愁吃穿，以后再也別干翦徑殺人的勾當了，不妨做點小生意小買賣，也能安穩(wěn)度日。靜山大王覺得也是道理，或許良心發(fā)現，竟然產生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想法，店開起來了，生意且還不錯，就是心有悔意，常常會到一家寺廟念佛持齋。忽然有一天說出一樁事端來。無非是賭博輸了銀錢，夜間想去偷摸些東西，撞到了劉貴家，劉貴驚醒，爭執(zhí)間被一把柴斧砍倒，登時斃命。劉大娘子這才警醒，二娘子、崔寧就這樣成了屈死之鬼，思來想去，偷偷下山報官，將逃逸多年的殺人者繩之以法。
　　 較為幸運的是，戲劇《十五貫》中的蘇戌娟和熊友云遇見了清官況鐘，一番堅持救下了兩個風華正茂無辜的年輕人。事實上，清官戲的形成有其一定的歷史原因，中國民間所養(yǎng)成的單純的以清官和貪官來評價官員的觀點，也未免失之偏頗和單一。制度與法理的存在，在這里顯得尤為重要，如果不是無錫縣令過于執(zhí)的主觀臆斷和督堂周忱的草草結案，也就不會讓兩個無辜者差點失了性命。
　　 無辜者的悲傷顯而易見，在一出戲曲的前世今生里輾轉流離，仍未逃出因巧合帶來的種種磨難。如果說希望的話，刨除戲劇的成分，當制度和法理成為限制權力的“籠子”，或許這樣的冤獄再也不會出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