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明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氣節(jié)的王朝——自王朝建立伊始一直到滅亡，大明王朝不和親，不朝貢，不投降，只有天子守國門，君王死社稷。也正因為此，大明王朝雖然也有不少荒唐的君主，也有宦官干政，但總體上還是稱職的，因為從上到下都有氣節(jié)。
　　 朱元璋出身貧民，飽受貪腐的官員欺凌，所以當他成為皇帝以后，對官員毫不留情，甚至發(fā)展出剝皮等酷刑，以整治官員的貪腐問題。一時間，官員們人人自危，在官場風氣煥然一新的同時，也帶來了弊病——讀書人不愿、也不敢當官，因為官員是高風險行業(yè)，稍不注意就會受到嚴懲甚至掉腦袋。同時，事實上也造成了君主和官員們的對立：君主既然不把臣下當手足而是防著臣下，臣下自然也不會把君主當做腹心而也要防著皇帝。
　　 在中國，深受儒家熏陶的讀書人，相對是重視氣節(jié)的。宋明時期，儒學發(fā)展到程朱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，又達到了一個高峰，對當時、對后世都影響深遠。所以，那時的人們更重視氣節(jié)就可以理解了。于是，大明王朝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：廷杖制度是皇帝給文官的懲罰，在造成身體傷害的同時，更是對文官的侮辱，因為脫下褲子打屁股，在刑不上大夫的時代，侮辱意味是顯然的。但是，文官們卻微妙地有以受到廷杖為榮的心理，似乎被皇帝打了，就說明自己尊重真理勝過皇權，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行為。所以經常有一個大臣因某事被廷杖，馬上就有其他大臣也為此上書，也被打，然后還有大臣心甘情愿為此而上書被廷杖?；实劭偛荒芤欢?，再而三地打官員們的屁股吧，那說明自己是暴君了。所以，皇帝的權威，在某種意義上，受到了文官們的挑戰(zhàn)和制約。
　　 中國的皇權，在理論上是至高無上的，但實際上，還是有道德倫理的制約，除了這個皇帝公開宣稱，我是無道昏君，我就肆意妄為。當然了，一般人都不敢用道德制約皇權，但是，明朝的文官們敢。于是，明朝的皇帝，在某些問題上，面對著喊著倫理高調的文官們，有時還真沒有辦法。像嘉靖皇帝，想把生父移進太廟，就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對，以致形成了明朝著名的大禮儀事件，后來雖然嘉靖以皇威暴君之行徑如愿以償，但事實上，他一退位，他的生父就又被移出太廟了，他的兒子也不敢為此說好話。而嘉靖，也就在此事上不惜展示暴君行徑，后來也收斂了很多，說明他也知道了文官們的厲害?；实鄄荒芊Q心如意，怎么辦？有兩種方法：一種是罷工，不上朝，不陪你們玩了，看到你們就煩，實行不見面審批。所以明朝不上朝的皇帝特多，倒不一定是他們懶政，因為事實上朝政運轉還算正常。還有一種就是扶持身邊人，和文官集團對抗?；实鄣纳磉吶酥挥刑O(jiān)了，于是明朝宦官專權最為嚴重，也是源于皇帝對文官的不信任。特別是東廠西廠錦衣衛(wèi)，自發(fā)的把自己站在了朝臣的對面，逮到機會就下狠手。當然了，這些人往往也得不到好的結果，因為文官們畢竟也掌握著權力，還掌控著道德輿論。哪怕到現在，提到廠衛(wèi)，很多人不自覺的會腦補心狠手辣的得志小人形象。
　　 朱元璋出于對文官的不信任，干脆取消了丞相制度，他希望從此文官們沒有了總頭目，成了一盤散沙。明朝實行了內閣制，內閣本是皇帝的幕僚，逐漸成了政權的主導。權力本身就有集中的屬性，內閣首輔逐漸成了事實上的丞相，雖然名稱不一樣。而當上了內閣首輔的人，不再是皇帝的幕僚了，而成了文官的代言人。原因很簡單，皇帝總是從文官中挑選人出任內閣，這些人本質上還是文官。其實，丞相這個職位原本也是君主的家臣，顧名思義就知道了，只是后來中國家國同構的政治體制，家天下就是國天下，丞相才成了中國政治體制中的重要一環(huán)。這無疑是對朱元璋的嘲弄：你廢除了丞相制度，建立了內閣制度，其實沒什么不同。也就是說，中國政治體制有其自身運轉的特點，并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，哪怕這個人是皇帝。后來大清的軍機處同樣如此。
　　 內閣首輔，是群臣之首，具有兩重屬性：他是文官，代表著文官的利益；他一般又是皇帝最親近的人，又體現了皇帝的意志。如果上下同心，當然沒問題，可明朝的皇帝和文官，偏偏就不怎么對付，于是首輔就比較尷尬了，往往兩面受氣。像著名的張居正，權傾天下，皇帝，太后，宦官，大臣們，都信任他，他又能力非凡功勛卓著，應該是順風順水可以大展宏圖的人生贏家了，可他任首輔時，同樣會有人不滿意，和他做對，彈劾他。他是清醒的政治家，面對彈劾他的人，也只是發(fā)發(fā)自己的牢騷，說說氣話，在皇帝要懲治那人時，還得為那個人說好話。當然，我們可以理解為張居正可以撐船的宰相心胸，但其實他更明白，那個人代表的是文官集團，他無論如何權傾天下，都不能站在文官的對立面，而應該爭取他們，和他們合作。即便這樣，張居正死后還是遭到了清算。因為一個人想做事，想改革，就會做錯事，就會得罪人，得罪人就有了想扳倒你的人，做錯事就給了這些人以口舌。這就是中國歷來的改革者，沒幾個完美結局的原因。像商鞅，是秦國崛起的最大功臣，卻同樣被殺，而殺他的人卻延續(xù)了他的政治道路和政治理想，說明他其實沒錯。張居正這樣的人都得到了清算，繼承他的申時行就更謹慎了——他雖同樣是帝師，但有張居正的前車之鑒，是萬萬不可大意，不敢得罪文官集團的。于是，他就成了文官們的出氣筒，文官們有什么委屈就找他抱怨；他必須要為文官們做主，找皇帝交涉，又惹得皇帝不高興，皇帝總奇怪這個應該和自己最親近的人，怎么老是和自己對著干，以致有時候都不愿見他。這種情況，直到他最終離開了首輔這個職位才得以終結。這種文官體制，某種意義上造成了獨特的大明王朝式的“立憲”，皇帝雖然擁有大權但也不能任性妄為，群臣們是敢于叫板的，而皇帝不管事也沒關系，文官們會自動運轉政治體制。
　　 海瑞是清官，也是中國官吏中的奇葩。他肯定不是合格的政治家，因為政治就是利益的妥協(xié)，你得正視各人的利益，才能正確的施政。在他看來，人就不應該有私利。而且他太耿直了，看到不對就要罵，就要管。我相信，所有人都會佩服這種人，但所有人也都不愿意和他共事，水至清則無魚嘛。海瑞耿直到什么程度，皇帝不對也要罵。而且關鍵是，很多普通人看起來都是習以為常的事，他都認為不對，都要罵。當時的官場，他就是特立獨行的奇葩。不過坦率說，當一個人看到別人都不對的時候，往往就是他自己錯了。海瑞當然不會覺得自己錯了，他堅持自己的清高人格，不與世茍同。這樣的人，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是被政治體制所排斥的，可以像屈原一樣離開政治漩渦，自己訴訴委屈，贏得人民的尊敬和愛戴。但偏偏是在大明王朝，有了這樣的人的容身之地，而且官還做得不小。這也是明朝文官制度的特色體現。
　　 大明王朝最后一批著名的文官是東林黨人。他們是志士，是善人，與之敵對的就是大壞蛋魏忠賢了，這是耳熟人詳的故事。但是，當崇禎皇帝即位后，誅殺魏閹，讓文官們得志以后，讓人沒想到的是，道德高尚的人反而不如閹賊逆黨了——魏閹雖說不好，但朝政還是穩(wěn)定的，可東林黨人執(zhí)政后，朝政卻一片混亂，說而不做的空談之風大盛，諸事無法開展。再加上當時大明王朝內憂外患，朝廷要用兵，要內除叛亂，外御強敵，可打仗打的是銀子，崇禎皇帝幾乎以哀求的語調向大臣們化緣，可這些自命清高的人就是沒銀子，于是只能節(jié)節(jié)敗退，直至亡國。更為諷刺的是，當李自成的部隊進了京城，搜刮民脂民膏的時候，從這些喊窮的官員們手中搜刮的銀子，比崇禎皇帝需求的，要多得多。崇禎皇帝臨死時直呼文官誤國，也為大明王朝的文官制度劃上了句號。
　　 大明的文官體制，總體上來說，就是重視氣節(jié)，重視道德標準高過重視皇帝和利益。體制無好壞，大明王朝受益于這種體制，也受害于這種體制。